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有什么意义呢？
医院里的新生儿护理区。图/视觉中国
就中国的人口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政策应对，《中国新闻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太快”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处于什么水平？从全国整体来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张车伟：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中国人口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现在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老龄化的速度却是全世界最快的。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100多年。例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并且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并且一直在加速，越来越快。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这么快？
张车伟：因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太快。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1990年时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水平），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 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生育水平之所以下降得这么快，一部分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比如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增加等。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提出了一个预期发展目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达到1.8。在你看来，依据目前的态势估算，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大吗？
张车伟：很难。从中国目前非常低的生育水平来看，很难指望它有一个实质的飞跃，只能说是向着2.1这个世代更替水平的目标靠近。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中国以后有没有可能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
张车伟：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根据人口演变规律，一旦陷入超低生育率，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对人口而言，很难说哪个水平好，哪个水平不好。所谓的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指总和生育率达到2.1时，中国人口会稳定下来，不增不减。从目前的态势看，未来，中国的人口一定会逐渐减少。并且，中国已经进入了刺激生育很难产生明显效果的一个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不同地区，老龄化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张车伟：从地区来看，曾经越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越深，比如东北地区。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65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608.17万人，占总人口14.37％，比全国的11.4％还高出近3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的数字分别为12.38％、12％。东北在计划经济时代较为发达，生育观念转变得也较早。现在，东北的老龄化在全国是最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东北要轻。青海、宁夏和西藏等地的老年人口占比均不足9％，其中西藏只有5.4％。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格。
上述数据的统计口径是按照户籍人口。如果单从户籍人口看，像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老龄化程度也很严重。2017年，北京市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2％，高于辽宁。但目前北京、上海等地长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从常住人口来看，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因此与东三省等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边捆着一边鼓励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时间点，是否比预期得要早？
张车伟：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我们的老龄化会这么快到来，因为当时的核心思路就是控制人口。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中国应该有所反思。就像我之前说的，决定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政策有多么大的成效，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如果政策不能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如此，当时实行过后很有成效，一方面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就推动了人口的减少。
因此，在计划生育施行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出现，中国应该及时调整，比如，如果能更早放开二孩，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生育情况，也就是现在40-50岁这代人。现在的老龄化程度可能就会有所减轻。但即便如此，政策对中国老龄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很多发达国家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人口出现负增长。总体的趋势无法改变，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新闻周刊：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车伟：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于是也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和客观存在。所以，今后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到老龄化这个因素。比如我们过去主要采取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变，要适应老龄化的形势，产业要升级，经济发展要转型。另外，由于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养老负担。
国家近年来对此也有谋划，比如健全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全面放开二孩。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老龄化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现在松绑以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当然，应对老龄化，不是国家出台一项政策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包括社区和家庭。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对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很有限，并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
张车伟：本质上是因为人的生育观念转变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足够意识到这点。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接下来人口政策的调整思路？
张车伟：一定会影响。因为过去总担忧全面放开二孩以后人口可能会爆炸，结果放开以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彻底放开，让人们自主决定生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今后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近期辽宁省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除了延长产假以外，还首次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它们是否切中要害？
张车伟：没有切中要害。我觉得这些政策本身就没太大必要，因为现在中国整体上还是限制生育，即使是全面放开二孩，也不代表可以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放开以后，很多人连二孩也不愿意生。
我认为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然后再看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要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整个生育政策在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变。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缺乏百姓负担得起的养老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在目前的政策方针下，如何应对并缓解老龄化现象？
张车伟：短期就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但从中长期来看，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养老金缺口不断增加，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张车伟：如果从全国范围看，总体上每年都有盈余，没有缺口。截至2017年底，全国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12万亿元，当期结余4187亿元。但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广东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最高，达到7258亿元，占总结余的19.6％。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山西、安徽等9个地区的结余共计2.61万亿元，就占了全部结余的70.6％。
东北地区，由于近年来生育率持续低下，年轻人口外流，所以交保险的人少，领保险的人多，出现缺口。当期的养老金甚至收不抵支。2017年，辽宁养老金存额可支付月数为5.9个月，远低于平均水平17.2个月。
养老金的这种地区不平衡，只有通过国家一级的统筹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也建立了中央级的调剂基金，具体还要看落地以后的执行情况。
除了中央统筹以外，还要实现养老金的多渠道筹集，比如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不能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全部由国家负担养老，这是不现实的，整个社会也会不堪重负。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有什么问题？是否可以参照欧美、日韩等老龄化程度较严重国家的经验，进行完善？
张车伟：现在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低价的、百姓能够负担起的养老服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在过去积累得太少，收入水平比较低，不能够负担更高端的养老服务。这个问题，也需要政府介入和社会企业共同解决。
按照目前的行情，公办养老机构月均费用在2000-4000元，私立养老机构分为低、中、高三档。低档为月均1500~3500元，中档为3000~8000元，高档月均价格在8000元以上。现实中，中、低档私立养老机构的床位供不应求，8000元以上的机构入住率不足30％。
从全世界来看，我觉得欧美等国，尤其是欧洲的养老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欧洲以机构性养老为主，而居家养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在这方面，政府要给予一些鼓励和政策支持，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更多养老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