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改革
冯仑 shot on HUAWEI Mate RS 丨保时捷设计
30岁以前，冯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改革扯上直接关系。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改革’。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本科、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似乎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或者想把事情往更好里做。”
冯仑在最近的一段回忆中描述，改革之初，他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去加油、去使劲。
那段“改革吃瓜群众”的岁月，是轻松愉悦的。“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特别兴奋，因为当时思想空前活跃。”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岁以前，跟时代最大的连接，除了上班，就是大量参加社会活动，“只要有跟改革有关，跟新思潮、启蒙这样一些理论研讨有关的，都特别积极去参与”。
彼时，冯仑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前辈一样，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路径走下去，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普遍路径。
但没多久，冯仑离开了体制，成为自由人。他形容自己，“从车上被颠下来了”。而到了体制外，他才发现，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关系。
“被改革”的前半生
1977年，冯仑18岁。
这一年，正是改革开放前夜，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
冯仑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个洞。”
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新设立的专业，首批招收了50人，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同班同学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而冯仑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本科毕业后，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建立对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他后来在自己出版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地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年轻的冯仑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思考的都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和主流保持一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胡乔木那样著名的“笔杆子”。“那时候最高理想就是成为胡乔木这样，天天写字，然后给领导写点文章。”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仑第一次来到了海南，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会从海南开始，转了一个大弯。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为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经济特区。由于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不过，冯仑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险没有成功。当时，海南省体改所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启动经费，随后被撤销。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所有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
“颠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被改革了，于是只好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冯仑回忆。
但是重新寻找方向并不容易。这其中值得回忆的一段人生插曲是，回到北京后，冯仑误打误撞来到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牟其中的做事风格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以500车皮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牟甚至扬言：要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
书生气的冯仑和江湖气的牟其中注定无法成为同路人。1991年，冯仑不辞而别，正式闯荡海南。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有潘石屹加入。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他们的聚散和沉浮，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注脚。
为什么选择海南？其实并非偶然。冯仑说，因为要自谋生路之后，总会选择“激情四射和认为有机会的地方”。
“在被改革的状态中找到了海南大特区这个热闹非凡的改革热土，于是我们开始在那里野蛮生长。”冯仑说，“六兄弟”一致认为海南是“最容易生长的地方，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
“万通六君子”的海南往事，已经被无数媒体挖掘、加工和呈现，关键词几乎都是“冒险”。
建省之初，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象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
万通赚到第一桶金的故事，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现在听上去非常疯狂，但在当时的海南却十分盛行。
1991年，六兄弟在只有3万元起步资金的情况下，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和对方谈合作，“有一单项目，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对方同意后，500万一拿到手，冯仑马上跑出去写文件，王功权骑着自行车迅速拿到钱，然后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再以1800万作为本金购入8栋别墅，然后出手，赚取了300万利润。
“早期很多民营企业管理就四句话：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贷款为收入，以笼络为管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期海南的民营企业很多就是这样的生存方式，但这些方法论对于以后做企业，“都是致命的威胁。”
冯仑还曾对媒体讲过一个细节，“你会被骗到一个夜总会，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靠墙站着，一把枪抵住肚子，然后强迫签下一个合同。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们公司的人身上。”
自由而疯狂，这是当时整个海南的气息。不仅冯仑，六君子的每一个人，都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换，并且享受这种自由和狂热。
“至今想起来，在海南那样一种自由的热土，无拘无束的表达，快乐的行走，艰难的忍耐，都变成了美好的经历。”回忆往事，冯仑依然感慨，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意味着什么都不会失去，也就意味着得到任何收获都会开心，“在海南真有一点儿童般的快乐”。
“心里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
1992年底，“六君子”的海南农高投注册资金已经改写为5000万元，当年的“皮包公司”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
在商业规则一片混沌的海南淘金潮中，他们活了下来，并且初尝了成功的味道。不过，这个时候，对这6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年轻人来说，赚钱仍然不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试图寻找到比赚钱更有意义的目标。
“到 1992 年，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就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几个一起创业，而不是别人。这成为我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冯仑回忆，六个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六个人，都曾有“书生报国”的志向。冯仑毕业于中央党校；王功权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易小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王启富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去了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刘军16岁就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只有潘石屹学历稍逊，最初只考上了中专，后来继续报考了大专。
不过，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六君子”都脱离了主流路径，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尽管身份已经下海，但在内心，他们更愿意向知识分子靠拢。
“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冯仑说，现在看来这个话题有点宏大，但就像当时王功权说的几句话，做这件事对得起自己、养得活自己、对得起父母。也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员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做的具体的阐释。”
怀揣着信仰，“六君子”选择了梁山好汉式的内部管理方式：座有序，利无别。在工作上有分工，在利益上平均分配。
1992年，冯仑和潘石屹嗅到了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气息，将资产抽离海南，转战北京，躲过了即将崩盘的海南楼市泡沫。1993年，万通在北京成立。1995年，万通的触角已伸进房地产、通信、服装、商业、信息咨询、银行、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地盘扩及北京、海南、西安、沈阳、武汉。
就在万通总资产达到70亿元时，“万通六君子”最终还是因为理念的巨大分歧，最终散伙，各立门户。
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列离开万通；王功权远赴美国转行做风投，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成立了阳光100集团，继续做房地产；王启富成为“海帝地板”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只有冯仑一直留在万通集团。
这次分道扬镳，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对未来，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安排。
“这就像两个不成熟的小孩，结婚过日子又生孩子，早晚是要散的。”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以用婚姻来理解6个人的聚和散，结婚是误会，离婚才是理解，精神上的婚姻永远比身体和现实中家庭的婚姻要更久远。冯仑说，他们6个人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婚姻，“我们的价值观是相近的，所以一直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留守万通的冯仑，带领万通在地产界拼杀，直到2011年，冯仑宣布卸任万通地产董事长的职务，并逐渐淡出万通实际控制人的角色。
万通地产在地产界的体量一直不算很大。2003年底，万通地产资本金和年度营业收入已双双进入中国房地产企业十强。但十年之后，万通依旧在二线房企行列徘徊，而万达、万科已领先成为行业龙头。
冯仑放弃了万科、保利得以称王的“大规模拿地开发”的快周转模式，而走“轻资产”路线，在地产圈跑马圈地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其他同行。
对于错失过的机会，冯仑曾经有过反思：“2002年后，万通刚刚还完债，我们不想高负债，用高杠杆来撬动市场，结果万通失去了一段发展的好时期。”
不过，万通在业内，更多是以房地产行业创新者和开拓者的姿态著称。而冯仑，因为对房地产模式的不断思考和折腾，收获了“地产界思想家”的称号。
他在国内首倡房地产的“美国模式”（即由全能开发商转化为以投资能力见长的专业的地产投资公司）。他还曾一度痴迷于自己的地产“理想国方案”。2009年底，他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世，也即后来的“立体城市”计划。按照其描述，立体城市将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造起500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集群，运营商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提供医疗、社区服务等为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据称要花费5~7年、斥资500亿元打造的理想国，但这样一个需要持续的、大规模资金投入的计划显然会影响万通地产的业绩。于是，冯仑选择在上市公司之外进行自己的试验，但最终却遭遇种种困难，进展一波三折。
事实上，冯仑一直不满足于做一个传统的开发商。他一直在不断反思房地产领域的根本问题，反思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他思考最多的是房地产的调控模式。
“我觉得改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摆脱一个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就是把市场当下级，用文件和会议管市场，而不是用法律。”冯仑说，今年 1 月份到 5 月份，各地区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文件已经累计出台了 200 多个。从目前的势头来看，文件下发的速度和趋势还在加快。用文件管市场的结果，就是企业的预期难以管理，面临的制度成本正在逐渐提高。“这种方法如果不改变，靠发文件来管市场，靠会议来管市场，靠批示讲话来管市场，只能加大市场化改革的阻力。”
“我最早在机关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本，里面记录了每一个人的生理周期和使用计划生育工具的次数。我才知道那个年月，生孩子的机会都是组织上配给的。如果经济到了这种程度，就是最糟糕的经商环境。”冯仑非常忧心，制度成本让现有的创业者在做长期决策的时候时常陷入迷茫，企业家对自己资金周转的速度没办法把控，对于市场的规模更没办法做出判断。“企业家要永远向前看，心里头有未来，脚下才有道路。但如果预期乱了，心里三心二意，脚步就会徘徊，甚至倒退。”
“改革要去的地方
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中国地产界，少有人有冯仑这样的学历背景——本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研究生在中央党校钻研马列，2003年又在中国社科院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传道解惑”这件事情，冯仑有很深的情结，先后出版了《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等书，被集结成了冯仑商业三部曲。
相比他的大部头著作，他张口就来的“段子”影响了更多的人。“好人谈理想、坏人只谈钱”“理想就是把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住房问题是青春痘，扛一段时间就会自然解决”“做公益如大姑娘新婚——幸福又糊涂”。段子太多了，他又把这些精彩的段子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小道理：分寸之间》。
吴晓波说，冯仑是中国企业家的“段子派”掌门，他的商业真相和管理智慧都在段子里。段子太出名了，以至于也给冯仑带来很多困扰。“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就很窘迫。我又不是郭德纲，我不负责每次都来表演。”
他表达自我的手段，比一般人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企业家像冯仑这样，积极而且热烈地拥抱自媒体。冯仑早在2006年，在万通就创办了《风马牛》电子杂志。2016年紧随新媒体发展趋势，上线了风马牛公众号，做起了脱口秀节目。
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公司团队运营了三个微信公号，加上头条号和微博号，5个号加起来粉丝已经超过了120万。
“冯仑风马牛，在公号里肯定算好的，因为已经赚钱了，有人投广告了。”冯仑说，这和团队的努力，以及自己的勤奋支持分不开。署名冯仑的文章，在公号里出现得很频繁，这些都出自于他的原创。
他创作的方式很独特。“我写法跟别人不一样，我拿手机写，比如说一会到机场了，还有20分钟，我就对着手机说一篇文章，然后发给他们去转化成文字。”冯仑说，虽然有时候让文章看起来有点“口水味”，但这种方式让他很快乐，不需要在电脑前正襟危坐。
在自媒体时代，冯仑的身份是“冯叔”。他乐在其中，甚至开玩笑说，自媒体要慎入，因为他越来越擅长一个人说话。“一个人都能把自己说嗨了，我有时候怀疑自己会不会得神经病。”
2018年2月2日，冯仑又折腾了一件大事，将风马牛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除了思想家和段子手，他现在还是中国第一颗私人卫星的拥有者。
冯仑希望，能够借助太空技术，打造未来媒体。在他看来，太空媒体，能创造很多独特的内容和体验，比如“太空直播”。风马牛一号这颗卫星就配备了4K高清全景摄像头，可以呈现360度太空高清照片，地面接收者可以看见来自太空的影像，再配合一些VR技术，让用户有亲临太空之感。他希望借此探索一种全新的科技媒体商业路径。
做自媒体，放卫星，在很多人看来，冯仑总是在不务正业。而对冯仑自己而言，他一直渴望打破边界，利用自己擅长的商业方式，去寻求人生更多的可能。
不过，无论折腾多少事，他终归会在商言商。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阶段，他的主业仍然是赚钱，“有一半的时间是和赚钱有关，30％左右的时间花在公益上，剩下百分之十几的时间给自己。”
“现在我做的事，就三件：赚钱、捐钱、花钱。怎么赚钱，决定怎么花钱，所以做企业一定要有效益。但是赚了钱以后，一定要有所谓企业社会责任，这份责任就包含捐钱、捐时间、捐能力。然后还得为自己、为家人，为了朋友，花钱。”冯仑说，在人生三件事的选择方向上，希望是对个人、企业、社会都有增量的事，“有增量就是不做重复的事情，比如，去湖畔大学做导师，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训练，这里不同于很多大学的商学院，这就是增量。”
冯仑曾经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他现在依然在身体力行，“朝着一个方向，连续地正向积累，事情就变成了事业。”
回望“被改革”的半生，冯仑说，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谈论改革，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间断地飞行。
“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这种频率的出差，这样的折腾，却总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实又空虚；既感觉到些许成功，又不时有些沮丧；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但也有之后的惆怅。” 冯仑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去哪儿、和谁去、做什么。
“一个国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每天考虑去哪儿的问题，和谁去的问题，以及做什么事的问题。”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冯仑发布了他“给40年的一封信”。他表示，改革的目标一定是消灭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须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所有的企业家能够感受到道义的存在，权利的存在，市场公平的存在，财产和企业长期发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存在、自我的心灵得到平衡的存在。
冯仑曾说，改革开放40年，他最想写本小说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民营企业发展这40年的震撼、有劲、生动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书名想好了，就叫《自由塔》，寓意是“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就如同他自己“被改革”的三十年。
冯仑今年59岁。从1995年六兄弟散伙，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但“六君子”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聚会。
“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互相询问情况，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
在冯仑看来，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初的这份坚持是真实的。”
回望半生，冯仑很感慨：“在中国社会群众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六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