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正面临几百年未有之变局
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岘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谱写亚太合作共赢新篇章》的重要讲话。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代表合影。图/新华
秦亚青曾两次走进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
在2004年秦亚青第一次进中南海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作讲解时，全球治理的概念还少有人提及。在试讲过程中，他还因为提到全球治理的概念而收到很多反对意见。但最后，在主题为“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的那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秦亚青坚持提了这个概念，“当时，中央领导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
“但2015年和2016年，我和外交学院的另一位教授分别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作讲解时，重点都是谈全球治理。”秦亚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介绍说。
秦亚青所说的这两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分别是：2015年10月，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2016年9月，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这次作讲解的是秦亚青的同事、外交学院教授高飞。
如今，全球治理也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发表演讲和谈话中的高频词。秦亚青认为，这种针对全球治理态度大转折的背后，是时代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也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这份最新版的党章中。在秦亚青看来，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十九大闭幕后，就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如何展开，秦亚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作为大国，有些矛盾
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概念不是第一次提出，但之前很少被并列在一处提出。能否理解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实践就基于这两点？
秦亚青：可以这样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是基于这两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央一直强调的；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且放在这么突出的位置，的确能反映这几年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我们将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界定为新时代，将这个时代的中国外交界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规划和清晰的世界观，也就需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希望建成什么样的世界？”答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总目标是着眼于整个人类而设计的，它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要建设一个没有恃强凌弱，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世界。其次，它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因素，比如古已有之的“大同社会”理念。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更有内涵，更符合时代要求，它借鉴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己达人”等中国传统思想。最后，这个总目标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实践，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也比我们原来的目标上升了一个高度。原来的目标是，“为国内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仍然适用，但现在需要有更高的目标，以符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和已出现历史性变化的国际形势的现实需求。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者间的关系？
秦亚青：“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的，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必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如果被这种想法支配，那就还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就永远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各国才能避免冲突、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最终建成“共同体”。
这些年我们在国际上讲发展、讲安全，都是在讲“共同”，这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思想。中国几千年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是未来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优势。有西方学者就说，中国是社群社会。中国确实更强调大家一起管理，就是我们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只有这样一条途径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用战争去消灭对方、或者靠占领和征服对方是实现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请你勾勒一下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路线图？
秦亚青：主要有三个层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大国”。过去关于中国外交定位的文章有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世界性大国、地区强国等。但中央在2014年正式确立的说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以有人把2014年称为中国大国外交的元年。另一个关键词是“特色”。我们在确定大国外交时，就决定走一条与之前传统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不同的道路。没有这两个定位，具体的外交实践会出问题。比如，如果没有定位为大国外交，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参与那么多全球治理。
第二个层面是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首先，我们要坚持在《联合国宪章》精神基础上的政治安全原则、维护平等原则、主权原则、不使用武力进行威胁原则等，这与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密切联系的。其次，我们明确了过去不清晰的责任观和价值取向，提出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坚决捍卫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这是极其明确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第三个层面是实践层面。有了定位、理念，就看行动了。可能民众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五年的外交实践。
实施大国外交首先要捍卫国家利益。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根本的国家利益问题上不回避矛盾，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我们积极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也是有行动的，最显著的动作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实施。针对这个倡议，最初质疑声很大，现在一些国家还有质疑，但很多国家已经理解了。比如东南亚国家最初因为南海的局势，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很多怀疑，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这有很大的实用主义的因素，但它也符合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合作共赢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从整体战略上更加重视大国责任问题。尤其是在逆全球化风潮盛行、一些主要国家甚至在全球化上出现倒退时，中国更要承担责任。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就是标志性的，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信心和正能量。
“我们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
中国新闻周刊：从外交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秦亚青：要从两个层面看。首先从世界的层面上看，这个新时代里，世界确实发生了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主流和根本特征是全球化。尽管现在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保守主义看起来势头很猛，而且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采取了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但从整体潮流上看，全球化不会倒退。
其次，在这种发展中，由于旧有的国际体系不能满足现有需求，且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全球治理出现了很多赤字。有人将跨国问题总结为六七个领域，包括核扩散、环境、流行病、贫穷、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在冷战后就得到了关注，但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全面、根本、有效的解决。
这种情况下，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关门主义，都是一种对全球治理赤字的反弹。比如在贸易问题上，多哈回合谈判怎么谈都谈不好，那就退回地区主义、小多边甚至是双边，再后退就到现在美国所表现出来的孤立主义了，也被称为“退出主义”。因为多边机制无法给美国带来好处，它就退出了。这一方面是美国的逆全球化动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球治理是存在问题的。但是从整体上看，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大家应该想办法克服赤字，而不是倒退回去。
未来，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肯定还要斗争，我们要决定是迈向未来还是“退向未来”。迈向未来就是我们所提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退向未来”就是战争和冲突再次四起，各国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我相信时代是会向前走的，人类是进化的，大势肯定是迈向未来的。
第二个层面是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看。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正面临几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从1949年的“站起来”到改革开放的“富起来”，再到今天所提的“强起来”，真正走到了大国的行列之中。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这种身份和影响力，你想不当大国都不行。所以最近国外有很多关于“中国怎样领导世界”的讨论，但我们非常清醒，十九大我们提出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改良者，也是某些方面的引领者。但是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在可以引领的方面做引领。
中国新闻周刊：“引领者”的意思是中国不会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
秦亚青：“引领”是想避开“领导”这个词。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的：一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用了“推动”一词；二是强调中国虽然发展到这一步，但基本的判断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没有变化。
那么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度，这两点如何体现呢？
第一是“推动”。我们坚持和平发展、改革开放，路还是要这么走下去。在这条路上，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经验是，要想实现国内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将外交变为一种改善外部环境的重要生产力。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这就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现在我们做到了，那么下一步，中国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承担国际责任，并且要积极有为地承担，包括应对全球出现的各种威胁，也包括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基本政策。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已经展现出了对国际责任的担当。当时人民币没有贬值，一些东南亚国家到现在依旧感谢我们。无论时代怎样发展，这方面我们会坚持的。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等，都是在中国在自己可以推动的领域内积极作为，主要还是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因为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可以增加全球和平的几率。
另一方面，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有一个观点很值得借鉴：世界大国的衰退最终都是缘于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即便你资源再多也会应付不过来。
美国在二战后的GDP几乎占到世界的一半，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其军队实力之强也是没有国家敢于挑战的。美国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现在都开始自我怀疑了。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甚至搞“退出主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资源无法支撑这种责任。我们现在还没有强大到美国的程度，即使真的强大了，我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们当然不会采取美国的方式，但我们肯定要量力而行。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要保持战略自信、战略定力、战略耐心，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坚持的。
中国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资源本身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而且，中国现在也不断向世界释放不称霸的信号。这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我们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中国新闻周刊：从“两个百年”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会更加注重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吗？
秦亚青：从目前我们大国外交的规划设计看，这个理论体系是要适用很多年的，虽然具体的定位和实践会随时有变化，但思想上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计划中的“第一个百年”马上就到了，我觉得这一阶段的任务完成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百年”中，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很重要也很艰巨的任务。有人不理解什么叫伟大复兴，他们会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不算复兴吗？”但我们说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的目标，不光是GDP，包括中国对世界进步的整体贡献、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过去几百年一直是西方主导世界，现在面临着几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要实现这样的复兴，中国外交的任务繁重。
在这一背景下，我觉得邓小平当初提出的概念，现在依旧很有价值：外交就是要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我们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中国和世界一起发展。中国外交不仅要保障，更要塑造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外部环境。《道德经》里讲“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如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仅要从中国视角看世界，更要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看世界，要着眼的不仅是我怎么样，而是世界要怎样，我能让世界变成什么样。
（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