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 到了哪里 又到哪里去的问题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图/新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表述对当前形势作出了重大判断，同时也被认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分析认为，进入新时代是指中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同时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受访学者表示，这个判断对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及其阶段性特征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谋划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必然要求党在理论上、目标上、举措上作出一系列的科学回答。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这种提升是全方位的，体现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各个领域。
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世界经济的份额由5年前的10％左右提高到15.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2016年人均国民收入由2012年的5949美元提高到8085美元，年均增长8.0％。
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进入世界第二阵营。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以上，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业国。研发投入呈现高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资国，接近美国的研发投入。
科技的创新力量形成了能与世界一流比肩、甚至领跑世界的一大批原创性成果，为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2年以来，中国“主场外交”的规格不断提升，中国倡议或参加的高水平国际论坛与参会国家数量“双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主办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就超过35场，年均参会国家（地区）和组织达到224个，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首倡的、定期的、长期性的国际峰会，论坛规模、参会代表的级别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胡鞍钢表示，过去5年，中国的整体国家实力及在世界的地位发生的变化是历史性的，不仅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国家整体实力再上大台阶。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让中国 “强起来”，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不少党史学者认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以来，依据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即从建党到1949年建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无数仁人志士舍生求法、为民请命，探求对这一空前的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回应之道。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杨德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30年，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第二个30年，即从建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自主地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人口总量翻了一番，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7.8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年提高到5.3年。
不过，第二个30年的快速工业化，是以高积累率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为前提的，工业化的成就并未转化为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以1952年价格计算，1978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只有143元，只比1952年提高了0.8倍。到1981年，仍然有84％的人口生活在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第三个30年，即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30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经济总量增长了17倍，并使近7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增长奇迹。
张希贤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如今，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就是强起来的第三个阶段。”
学者们认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勾勒出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路线图。
社会主义进入新境界
“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作答是中共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看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之交，即中共十八大前后，全球大势与国内局势都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其中的三个大变局，对未来产生了改天换地式的影响。
第一个大变局，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由此发生断裂。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危机进一步向深度演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坍塌，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全球生产贸易链条断裂，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
第二个大变局，就是美国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大国——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均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国际格局正发生着“一超多强”到“两超多强、两极相联”的结构性变化，现有的全球秩序正发生着深刻转型。
第三个大变局，就是人类正向智能互联的新时代迈进。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美国华裔学者熊玠曾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披露，晚年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感知。一次，他在与他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说，“（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时代命题，后来也被熊玠称为“邓公之问”。
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认为，“邓公之问”有两层意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层意思是说，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1978年算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一个是欠发展时期，一个是发展起来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欠发展时期。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的是欠发展时期的根本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后，中国正式步入了发展起来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就是发展起来时期的根本问题。
在韩庆祥看来，由欠发展时期走向发展起来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含义之一。他认为，欠发展时期要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发展起来时期除了发展动力之外，还要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比如‘四个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在欠发展时期不会提出来，如果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也不用特别强调。”他说，“只有当中国发展起来了，但还不是很强大、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这个特殊的时期，才会提出这些命题。”
韩庆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邓公之问”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与欠发展时期相比，发展起来时期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严峻。“有个哲学家曾说，当一个人只为肚子而苦恼的时候，他只有一种苦恼，而当肚子的苦恼解决之后，他会面临无穷无尽的苦恼。这就是说，发展起来以后的苦恼更多。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交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手中。”
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国家战略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国内经济发展形态深刻变革，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驱动力向创新转移；政治生态深刻变革，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以空前的力度和决心铲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毒瘤；全球战略深刻变革，从不出头、不当头的跟随策略，转变为充分发挥领导力的超越策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说。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共在回答新时期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了新时代。
他表示，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党的基本路线；十四大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结为邓小平理论，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概括；十八大又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贺新元说。
实践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贺新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重回世界舞台中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贾晋京表示，中国“正在从过去的参与者向领导者转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大约100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实现了对世界各个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的全覆盖，构建起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以及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五年来，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之后中国向世界提出的最重要合作设想，也是迄今最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发展中国家组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之先河。
中国还积极扩大对外投资，推进近百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推动中国企业、装备、技术“走出去”，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寻求互利共赢。许多国家积极参与对华合作，“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相关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开拓市场、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同时，在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中，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和助推治理机制改革，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引领世界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在过去一年多表现得尤为突出。”贾晋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去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9月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接连举办了三次主场外交。
在贾晋京看来，如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组网者”。他说，之前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但今天这些正在改变，比如在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中国提出组建金砖五国自己的大市场，我们开始自己组网了。”
10月18日，在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当地群众和游客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电视直播。图/视觉中国
鄢一龙认为，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世界已经分不了彼此，必须联动起来看。“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而是天下之中国。”
他说，成为新型的全球领导者将是中国的使命，中国不但要继续推进国内建设，也要与其他国家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从参与者向领导者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百废待兴，再到进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奔现代化，变化举世瞩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意义相当大。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共执政经验，尤其是如何在独立自主基础上搞好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中国道路的国际意义，正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中共的成功经验，包括有坚持党的领导、善于形成符合国情并能顺应时代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走群众路线等。过去五年来，中共执政经验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在各领域、各层面深入推进，狠抓作风，重拳反腐，强化党内监督与建章立制，赢得了民心。外界关注，中共将如何妥善处理前行路上的机遇与挑战，包括如何进一步推动百年大党自我完善与革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贾晋京表示，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十九大是一次“站在世界地图前”召开的党代会。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可以预期，十九大提出的改革与发展议程以及自我革新的做法，将在解决好自身问题的同时，有助于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