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民企：换个姿势影响世界

“一带一路”上的民企：换个姿势影响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闵杰

中国“新四大发明”正在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

这源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在“一带一路”地区20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中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其中“最想把中国的什么东西带回祖国”的提问，得票最多的是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

留学生们甚至把它们定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这些打上了中国烙印的科技创新和“互联网+”所驱动的新经济、新生活，正在对世界不断释放独特的吸引力。

ofo创始人兼CEO戴威对此感到很自豪，“过去，我们熟知的很多科技创新来自于国外，而ofo首创的无桩共享单车，是在中国本土孕育的、对全球都产生了正面价值的重要创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一带一路”契机下，这家年轻的公司愿意秉持开放的态度，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让共享单车模式走进更多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道路、港口、机场、管道、物流基础设施等传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仅需要国有企业，也需要国内外民营企业通过 PPP 等多种形式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基础信息网络、互联网、移动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的规划、标准、规范等对接，更需要民营企业的参与。

这是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在近期出台的《共筑“一带一路”来自民间的故事》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这项课题聚焦的是“一带一路”上民营企业的角色和民间机构的力量，该报告以民营企业阿里巴巴集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例子进行了全方位调研。该报告课题组组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战略，如果要有生命力的话，最终要依靠市场力量，光靠政府是肯定不行的。”

境外工业园区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

“在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中，主要是资金、技术、品牌、产能和市场开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大中型企业。”

这是全国工商联在连续几年跟踪调研民营企业“走出去”后得出的结论。

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庄聪生曾在2016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上，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和途径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产能转移或者合作型，通过海外投资项目规避转移产能，获得竞争优势；二是抱团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工业园区，或者开设贸易公司，让更多的企业抱团“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三是通过海外并购重组获得管理等要素，快速提升企业竞争力；四是资源型，通过获取海外的矿产，农林木渔等资源，延伸发展空间；五是技术品牌型，利用资金、技术、产品和品牌等优势进军海外，获得大的发展空间；六是劳务输出型，承包对外工程和劳务合作，带动企业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在境外建立工业园区，成为中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新模式，与在欧美国家以收购企业为主的传统模式有很大区别。

根据商务部数据，中国企业已经先后在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大多由民间力量建设、经营和管理，民资控股的也不乏亮点。

比如，在泰国东部海岸、靠近泰国首都曼谷和廉差邦深水港的地方，坐落着一个总规划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 泰中罗勇工业园。

这是由浙江的民营企业华立集团在泰国建设的工业园，2006年建园，到目前，泰中罗勇工业园已建成4.5平方公里，有80家中资制造业企业入园，总投资超过20亿美元，涉及汽摩整车及零配件、机械电子、通讯、光伏等行业，累计实现销售总额65亿美元，雇佣当地员工超过2万人，被誉为泰国的“工业唐人街”。

还有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中国红豆集团联合中柬企业建设的西港特区累计引入来自全球的企业109家，带动1.6万人就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武常岐将境外经贸合作区视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创新模式，可以使我国出口可以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特别是对推动中小企业“走出去”作用明显。

“中资在运作工业园区方面非常有经验和优势，但目前国外产业园区的一个问题是以中资企业为主，国外企业比较少，这一点不如国内产业园。”王海峰说，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企业越多，产业园区才会更有活力。

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区域，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表现得非常活跃。据杭州海关统计，2016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5401.3亿元，同比增长6.5％，贡献了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八成贸易额。

王海峰在刚刚完成了这份课题报告中认为，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目标，服务当地市场，社会经济溢出效应明显，可以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同时，便于身份认同，也更受欢迎。

不过，在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上，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国企和央企的身影。

“在初期，政府的角色重一些，那么国企的角色也会更重，尤其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电站、水坝等公共产品的建设更多要靠国企去推进。”王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但未来必须要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主导，“不仅要靠民企参与，还要通过政府间的政策沟通，让沿线国家实施市场化改革，否则各国国内经济起不来还是不行。”

2016年4月21日，来自尼日利亚的学生在华为未来种子项目实验室学习信息与通信技术。图/新华

从中国拷贝

深交所在峰会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深市1870家上市公司中约284家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民营企业约199家，占比70%。但民营企业的参与方式多以出口产品、设立分支机构为主。

不过，这样的“老黄历”并不适合一些创新企业。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已经走到世界最前端的中国民营企业，正在向“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全新的、有着更为深远影响的“中国方案”。

王海峰举例称，蚂蚁金服以数字技术为驱动力，构建起了基于信用体系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让每个小微企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平等的金融服务。蚂蚁金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方式是与沿线国家支付企业开展合作，发展本地电子钱包，服务当地用户。蚂蚁金服以技术出海＋当地合作伙伴的方式，向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中国方案”，通过技术合作，打造本地版支付宝，并提供安全风控、防欺诈、反洗钱等领域的技术经验，帮助合作伙伴节省五到八年的研发成本和发展时间，实现金融服务的跨越式发展。

“在蚂蚁金服出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创业公司都在热衷做‘当地版支付宝’‘当地版阿里巴巴’‘当地版微信’‘当地版滴滴’……” 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总监郏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很长一段时间，创新意味着对美国式创新的追随，早期中国企业都在做C2C（Copy to China）。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崛起和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与弯道超车，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成为KFC（Kaobei from China）。

出海印度，是蚂蚁金服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第一站尝试。印度有近13亿人口，但只有3亿多张银行借记卡、2300多万张信用卡，许多生活在农村的印度人，甚至从来没进入过银行。

印度本地的网络支付企业Paytm的创始人ViJay找来了中国，希望学习蚂蚁金服的“被证明成功了的模式”。

2015年2月，双方开始战略合作。蚂蚁金服的工程师很快发现，Paytm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技术上的薄弱，比如他们为推广用户之间转账功能，曾设立奖励金，随即就有人琢磨出一个‘捞偏门’的办法：双方不断注册不同的手机号码，相互赚钱，甚至一个人同时用好几个账户，以套取数笔奖励金。为此Paytm一度关闭用户之间转账的功能。而且，Paytm根本没法支撑像“双11”这样的商业大促，因为承受不起猛然激增的交易峰值。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提出，蚂蚁出海，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最大优势——技术。比如，在风控安全方面，从2015年8月开始，蚂蚁国际风控头狼团队就频繁飞到德里，把蚂蚁自研的风控产品带到印度本地，手把手地教会了Paytm员工进行自由灵活的复杂规则的配置，既能更好控制风险，也降低了运营成本。

在解决了Paytm的技术痛点后，这家公司开始了“开着飞机换引擎”的高速发展。截至 2017年4月，用户数超过2.2亿，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子钱包。

移动支付对印度带来的改变，一点也不逊色于二维码支付带给中国的变化。

让郏航感触特别深刻的一个变化是，在印度，当地人最重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但看什么电影、什么场次，都要到了电影院才能决定，有时候还要等一两个小时。

“我们告诉Paytm，在中国，早已经不这么看电影了，大家都是在家用手机订好票，选好座位，甚至爆米花都买好了，提前5到10分钟到电影院就可以了。” 郏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开始和Paytm介绍这套方法时，他们说这行不通，印度人不爱预先知道，就爱到电影院去临时排队，这样有惊喜，“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说服了印度人，这个业务从去年6月份上线，到今天已经成为Paytm重要的一个业务。现在，通过paytm销售的票房占比达到22％。”

在中国，手机扫码支付可以买菜、买水果，甚至买烤红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这些中国的“昨天”，正在成为印度的“今天”。

郏航坦言，技术出海方式让印度的互联网金融走向了一条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径——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信用卡、银行账户，却先通过智能手机，学会了使用Paytm，有了虚拟的个人账户。

其实不仅在印度，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和印度一样面临类似的普惠金融困境和数字鸿沟。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度重叠），尚有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仅10％的人持有信用卡，有贷款需求的人中仅21％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郏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蚂蚁金服的出海节奏会越来越快，除了已经和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当地数字支付企业的合作外，还会覆盖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一例外，都会采用“技术出海＋当地合作伙伴”的模式，直接输出蚂蚁金服成熟的安全风控技术、防欺诈技术、反洗钱技术等，能为他们节省5-8年的研发成本和时间。

“从前的‘大国溢出效应’多特指美国，表现在贸易溢出和资本溢出两个层面，蚂蚁案例创造了另一种模式的‘技术溢出’。” 郏航认为，以技术为介质的出海方式，折射了中国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大国溢出效应。

“创新模式+优质制造”联合出海

除了技术出海，中国当前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也在开始向外伸出触角。被外国留学生们最想带回国去的“共享单车”就开始出现在“一带一路”国家。

近期一些到新加坡旅游的国人会发现，新加坡街头也开始出现了国内熟悉的小黄车身影。从今年2月开始，ofo陆续在新加坡的西海岸公园、榜鹅水道等五个区域，推出上千辆共享单车。而且在投放后的两周时间内，无需押金，民众可随时随地自由取用。

ofo创始人兼CEO戴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带一路”的第一站选择新加坡，主要是由于新加坡经济发达，人口素质高，具有浓厚的骑行文化。

创新模式+优质制造联合出海，这是ofo选择的出海战略。进入新加坡市场的ofo小黄车是由ofo联合凤凰自行车厂联合开发，这批登陆新加坡的小黄车和国内采取一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意在让国外用户体验“中国智造”的优良品质。

共享单车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课题，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

戴威坦言，不同国家当地的法律法规、产业状况、用户习惯乃至自然环境都有差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面对具体挑战并给出解决方案。

比如，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地方，会要求所有骑车的人配备头盔，ofo便在海外版app里会有专门的推送鼓励大家安全骑车。

对于一些海外政府，ofo的出海计划也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绿色出行规划的进度。

在新加坡，当地政府本来要设有桩自行车，对政府而言意味着一笔净支出。ofo进入后，当地交通部门同意让ofo在小范围做了试点。试点的情况证明非常有效，新加坡政府发现不用做这方面的投入也能达到推动城市绿色出行的目的，于是便撤销了有桩自行车项目的竞标。

“‘一带一路’是一个时代性的机遇。”戴威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ofo目前在新加坡、美国、英国三个国家的多个城市里有投放，计划今年年底覆盖全球20个国家。未来拟进入的大量市场，都将和“一带一路”发生化学反应。

“当下中国的新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终端的发展，颠覆了很多传统商业模式，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模式创新。”王海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此次课题组对民营经济参与“一带一路”研究后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与既往技术创新不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形成中国科技互联网企业对外输出的主渠道之一。“阿里巴巴、华为也成为全球云技术市场的竞争者和领导者，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菜鸟网络则成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例”。

深一脚浅一脚单打独斗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部分都是出于一种自发的、零散的、碎片化的自己‘走出去’，是深一脚浅一脚单打独斗。有一些投资有一点盲目性，因为民营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控能力还比较弱。有的做得不错，但是也有很多是跌跌撞撞，交了很多学费，有的损失也很惨重。”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庄聪生的这番话，描述了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走出去的现状。

全国工商联曾分析了影响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政策体系仍不完备；金融保险服务能力水平滞后于企业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政治、民族、宗教关系，使民营企业面临许多潜在风险；外事服务和领事保护力度尚显不够；企业素质参差不齐，多数仍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等。

“金融永远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心头痛’。”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天津赛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左晔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了天津的一个案例，天津一家做农业的民企，十年走出去，一朝资金链断裂，险些功亏一篑，“最关键的还是‘走出去’的金融配套不到位。”

他建议，要鼓励金融机构以混业经营、股权投资等形式参与对外投资，为“走出去”企业匹配资金资源，也要扩大境外投资奖励与补贴力度，以及国内贷款的贴息，鼓励实体企业在境外建设产业园区，带动企业抱团出海。

“现在的困难集中在中小民营企业。”王海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因为大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金融机构追捧的对象，而传统金融机构针对的还是大企业，“在金融改革中，要注意组建一些以民资为主、服务民企的金融机构，他们才可能真正了解中小企业的需求。”

在他看来，还要培养一大批能够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大民营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带动中小民营企业一起走出去。”★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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