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已经发现：中美不合作什么都做不成，合作可以做很多事情。 特朗普这次也说，两国要合作做大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4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图/新华
郑永年：“习特会”开启更好的可能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自特朗普今年正式执掌政权，郑永年一直认为，对中国来说，特朗普表现出的各种“不确定性”，应当被理解成中性的，因为其中既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也包含着未来变化的机会。
4月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刚刚结束时，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郑永年在北京参加由该智库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会议间隙，对于首次“习特会”这个论坛上的最热话题，郑永年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在采访中，郑永年表示，这次会晤“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
“最高层面的对话先谈观念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这次“习特会”的成果？
郑永年：这次会晤的结果与我的预期没什么出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两国领袖在一起不是谈具体问题的，而是谈哲学、谈世界观、谈方法论的。这才是最高层面的对话。
有些人觉得认识论这些东西太虚，只是象征性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基辛格回忆录》里记录了尼克松和毛泽东的见面，他们谈什么？没谈具体问题，就谈哲学、谈文明。你能说这只是象征性的对话吗？这就是本质性的内容。我们在改革中提出“解放思想”的观点，其实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也要解放思想，要意识到，谈认识论最重要。
习近平在这次会面中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特朗普也说，要为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打好基础。这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共识。这与第一次习奥会一样，先谈观念问题，让大家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今年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四十五年，双方要长远地规划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而不是仅仅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当然，这次会晤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
两个大国领袖在一起，是确定大的方向和原则，不是解决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是下面的官员解决的。领导人对话的目的是搭建平台。从这个层面上说，这次会晤是非常成功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会晤建立了四个新的对话机制，将奥巴马时代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种单一框架的体系分拆成四个对话机制。这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郑永年：这次“习特会”构建了四个领域的对话机制：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人文对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新的对话合作机制起到了“搭桥”的作用，把框架、方向、平台搭起来了。
之前奥巴马时代我们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现在美国换了政府，上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延续呢？这次我们做得很好，没有强调奥巴马时代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但我们强调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这不是象征性的，没有这个共同基础，下面怎么解决问题呢？下面就要通过这些平台去解决具体问题。
最开始经济、战略是分开的两个对话机制，后来又整合起来，现在又分开。我认为分开有分开的好处。平台建立之后是要谈具体问题的，内容应该要更细、更专业一些，才能保证效率。
像网络安全以前我们也谈过，但成效不是很好。这次还增加了一个人文对话机制，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从对话机制的建立上，我们可以发现，特朗普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中美不合作什么都做不成，合作可以做很多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中美关系经过45年的发展，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新确立两国关系的时候。此次习特会也被认为会给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两国关系定调。你认为，中美关系将可能有哪些调整？
郑永年：这次会晤事先释放了一个信号：两国元首要谈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很长远的工作，要把中美关系放在历史时期来看，而不仅仅局限在当下。
当然长远来看，也有不同的解读。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认为：长远来看中国是敌人，现在要赶紧遏制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特朗普有遏制中国的做法。所以这次释放的信号是积极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当然一些具体的冲突还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更多是互补而非直接冲突。美国要理解，中国的文化和美国不同，中国并不想成为世界霸主，也不具备成为霸主的能力。中美也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只有间接冲突，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盟友的直接冲突。
朝核问题上，中美的合作点更多。中国和美国都有意愿解决这个问题。从这次会晤来看，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习近平是有决心的，中美两国是相向而行的。
此外还有经贸关系，这不是一个需要两国领导人谈很长时间的问题。经贸关系从来不是零和游戏，从克林顿到奥巴马，中美两国经济是非常互补的，很难打贸易战。因为中国生产的东西美国不生产，美国产的东西我们也生产不了。今天中国赚得多一些，明天美国赚得多一些；这个领域中国赚得多一些，那个领域美国赚得多一些。
这些都是常态，当然冲突存在也是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战。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要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上寻求更多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中美关系如何定位，奥巴马提出过G2，中国之前也提出过新型大国关系。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两国今后会不会有所突破？
郑永年：奥巴马时代的G2也好，新型大国关系也好，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的。从美国的角度看，G2就是要解决问题，不搞冲突。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是维持最低限度的问题：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发生战争。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奥巴马虽然不反对，但也不太乐意接受。当然他意识到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后来中美之间很多对话都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下进行。
奥巴马政府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它强调民主自由，认为中国难以合作。在奥巴马时代，中美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大谈判是不可能的。但特朗普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因素，甚至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中美进行实事求是的大谈判是有可能的。
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发现：中美不合作什么都做不成，合作可以做很多事情。特朗普这次也说，两国要合作做大事情。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中国能不能和特朗普磨合，完全取决于对他的认识水平”
中国新闻周刊：中美两国的关系历来就超越国别关系，影响全球。这次习特会可能会对国际形势产生什么影响？
郑永年：从经济规模上看，美国是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二，第三名日本的经济总量其实已经不到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国际关系的两根柱子，哪根倒了都不可以。美国倒了，中国撑不住，反之亦然。所以，两国关系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不能失去美国，美国也不能失去中国。
我想，两国领导人不好明说，但意识里都很清楚：不能失去另一边。中美的影响力都是到达世界各个角落的，美国失去中国，就只能谈半个地球的事务了。至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是辅助性的。
现在美国应该放弃冷战时期的那种同盟关系，同盟是针对第三方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比较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都是伙伴关系，就是不针对第三方的。比如我们发起上海合作组织，是解决地区问题而非针对敌人的。搞同盟，会造成国际社会的分裂。历史上的国际战争都是同盟之间的战争。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上任后，对华政策一直不确定。从这次会晤看，你认为中国今后该如何与这位美国总统相处？
郑永年：首先我们要有强烈的意愿去认识特朗普。我们现在受美国主流媒体、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太大，特朗普经常被看成疯子、傻瓜，但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世界观。他是成功的商人，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和他的团队只是反体制。他不是不能和既得利益集团合作，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就像革命一样，他要改变自己的阶层。他和体制间的这种紧张是自己造成的。
现在很多人看不清形势。比如最近特朗普的军师班农离开了国安会，很多人就说特朗普的团队分裂了。但其实班农这样的思想家并不在乎一个职位。他作为国师，何苦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具体职位上？现在我们只听到那些反对班农的声音，而没有看到他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没有去听他的支持者的说法。
对特朗普也是这样，很多人拒绝认识特朗普。但认识特朗普是发展中美关系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我也不喜欢特朗普的一些语言、一些人事安排，特别是他的语言不太文明，比较粗鲁。但美国人从特朗普身上看到了自己。纽约人不是典型的美国人，特朗普才是典型的美国人。中国能不能和特朗普磨合，完全取决于对他的认识水平。如果老是跟着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声音走，那就是不想和他磨合。磨合和找对象一样，一定要先认识对方。★
（曹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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