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成为主流|影响中国2016

徐天 徐天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长期关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年度学者:李稻葵
他致力于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提炼现代经济学理论,立足于中国现实,又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他担任院长的苏世民书院志在为世界培养未来领导者,其成立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他是中国少有的观点凌厉却又较少引起争议的经济学家,崇尚用理性的话语讨论公共问题;他不断对房地产业的潜在泡沫提出警告,呼吁激活制造业和民间投资。他认为,对公共问题发声,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担当。

李稻葵。摄影|张沫

李稻葵:成为主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电动摩托车停在钓鱼台北门时,李稻葵穿着一身亮黄与黑色相间的骑行服。进入室内,他脱下厚重的防风骑行服,里面是一身黑色正装。他直接步入了影棚拍照。

他没有司机,没带助理,也没有乘轿车前来。在所有获得《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人中,李稻葵的出场方式无疑是最特殊的。在结束当天中午与他担任院长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学生会面之后,李稻葵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直奔颁奖现场。

他爱骑摩托车出行,是在圈内出了名的。两年前的冬天,金砖国家财经论坛期间,作主旨演讲的李稻葵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会场外,被媒体抓拍,照片一时间广为流传。

第一次骑摩托车,是在1995年,李稻葵还在美国,朋友带着他骑。车很笨重、重心高,几年里他摔倒了两三次。然后,他去香港工作,不再骑摩托车。之后,回到北京,头些年还好,后来被北京的交通状况搞得实在没脾气,四年前,再次骑摩托车上路。

看起来,这像是早年在美国养成的习惯,现在继续而已。就如同他的生活,在多数人眼中,他不过是从美国到香港,又从香港回到北京,换个地方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罢了。

实际上,在回北京的12年里,他在主战场掌握了主动权,生活早已不同。

消灭选择

2004年,从香港科技大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李稻葵觉得,这个抉择并不困难。

他有一个原则,越重要的事情,考虑起来越不能复杂,越只应该关注一到两个因素。比如,买手机、买车,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从性能到颜色,都要考虑周全。但如果是买房,决策重要性大了很多,重点考虑的因素却只剩下一两个。

换到事业发展上也是如此。李稻葵说,自己只考虑,回到北京,是不是进入了主战场,研究的话题是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比如工资待遇,都是次要的了。

用经济学术语说,这叫消灭选择。幼年尚未接触经济学时,李稻葵已经懵懵懂懂地这样做了。

他1963年出生于北京,幼儿园还没毕业,就被送到了农村。上小学第一天,同学把他叫到了操场,他以为大家要欢迎他,但还没站稳,就有一个同学悄悄绕到他的身后,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

男生女生都看着他,他觉得这是人生里的“鸦片战争”,去找班主任告状。班主任见怪不怪:“你小子真笨,连自己的裤子都保不住,还有脸找我,你靠自己吧。”

他不敢告诉父母。他觉得父母肯定不会同情自己,反而会教育他:“农民的孩子都很纯朴的,怎么会打你呢?一定是你犯错误了,你要自我检讨。”

没有选择的李稻葵,决定靠自己。他找母亲要了一根绳子,扎紧裤子。然后,他学会了跑。学校离食堂有两公里,他怕放学后有人打他,于是总在下课后第一个从课堂里跑出来,进入食堂。除此之外,他学会了观察。他琢磨别的孩子怎么打架,每天跑步养壮身体。

一个月后,班主任让他做值日,几个同学逮着机会,想打他,在课桌间追赶他。跑累的时候,李稻葵朝一个欺负他的同学撞了过去,那个男生没有防备,撞到了课桌上,头上流了血。

他说,自己被激发出来,就是因为没有选择。他常常想,假如马云考试成绩好一点,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也许就读了金融,进入金融公司,可能就不创业了。“马云也好,刘强东也罢,他们往往是被动地消灭了很多选择,背水一战。”

李稻葵决定回到北京的时候,远远没到背水一战的程度。那时的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问题成为全球重大经济话题,北京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战场。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北京存在着吸引力,而对李稻葵来说,与其说是被吸引,不如说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他1980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这是该专业招生的第一年,学制五年。在校的年头正好赶上了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时期,李稻葵至今记得自己在那时受过的爱国主义教育。

大学毕业那年,正好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考试,获得第二名,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留学资格。

他说自己离开中国时的想法很明确,在国外学习,一定要学以致用,这个“用”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所用。“我们这一批人,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的人,我们都不完全是以个人的学术发展作为目标的。”

1992年,李稻葵博士毕业,面试了两个学校的工作,分别是纽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金融系给出了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两倍的工资,但系主任要求他必须专门研究金融问题,而不是做中国经济研究。

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学界很普遍。那时很少有人做中国经济研究。但李稻葵不同。他思前想后,决定去密歇根大学。

1999年,香港科技大学邀请他,同时,美国南加州大学则对他许以终身教职。李稻葵接受了港科大的邀请。理由和七年前类似,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是边缘的,而在香港研究中国经济则是主流。

2002年,李稻葵被母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聘为特聘教授。两年后,他入选了清华大学“百人计划”,受聘为学校的全职教授。

在美国和香港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动过买房的念头,买的也都是便于搬运的家具。他到香港的第一年,接受香港杂志《壹周刊》的采访,稿件标题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文章的配图里,他摊着手,表情有些无奈。他说,这个标题和这张照片是他前半生贴切的写照。

从争取资源到分配资源

因“主流”二字回到北京的李稻葵,确实得到了过去没有过的机会。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他的生活是安静、简单的,他只做研究,不涉及其他。回到清华大学后,他作为归国的教授,与社会各界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

最初,他只是碰上了一个替补出场的机会。

英国石油公司(BP)来中国了解无偿捐赠、支持大学研究的情况,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几大机构都有负责人参加会议。李稻葵作为经济学者,替补他人出场,给他们提供了建议。谈话的效果很好,他得到了后续更多的机会。

这样的替补出场,后来又有过多次。比如达沃斯论坛,闭幕式那天,很多经济学家已经离开。主办方临时要组织一个论坛,找几个学者讨论一个重大话题,李稻葵还没走,他们就让他出场。效果也不错,第二年他们又有了合作。

李稻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看得很明白,人永远都会是替补,能人背后也总有能人。“你永远要给比你更牛的人当替补。”

他似乎并不介意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也不介意现在仍然偶尔出任替补。他说自己会换位思考,在自己办活动时,也经常要找别人救场。

2006年,李稻葵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0年,李稻葵和周其仁、夏斌成为新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他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场合。比如美联储、白宫的一些经济政策官员,都跟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说,在中国的经济学界,能跟外国进行高效交流的其实并不多。

说到这里,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因为是和外界交流,我是很谨慎的,绝对是站在中国经济的立场上跟他们交流的。我讲的内容,绝对是经得起推敲的。为了遵守外事纪律,我每次都不是一个人去的,一定会带着一个中国同事做记录。如果只能是我一个人去,也一定会有记录。”

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社会,被委以重任,成为了主流经济学者。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学生能不能毕业、找什么样的工作,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能不能顺利,这些压力都压在了自己身上。

李稻葵成为分配资源的人了,小到怎么给手下人分配自己在过年过节时收到的推脱不掉的礼物,大到怎么分配科研经费、给别人评奖。

他想起年轻的时候总在争。他关心自己考试应该多考几分,应该得到提拔,工资奖金应该被提高。更何况,在美国的学术界,在中国长大的人很难成长为分配资源的人,他总处于争抢的那一端。

回国后,他发现自己成了甲方。他需要把心态摆平,学着怎么能更公平地分配手上的资源给年轻人。“你的个人需求是有限的,你个人获得的收入和荣誉,并不属于自己,最终会通过各种方式转还给社会上的其他人,总之,这些利益不是你自己的了。”

从食物链的下端走到上端,他看到了食物链的两端,也知道他走不到食物链的最顶端。他觉得自己对很多事情可以一笑而过了。

他喜欢说“多赢”。任何一个事情,如果要做到高效率且效果好,必须要多赢。

成为主流后的李稻葵常常出入政府部门。2005年,刚回国的他参与政府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获得了进言献策的机会。他有着让人满意的表现,这份交道持续至今。

和政府打交道多了,他就明白,正确和有用有时并不一致。有的建议是会马上被政府采纳的,对方也听得进去。有的建议,一时半会儿不会被采纳,但他还是要说,反复多次地说,说很多年。

这是说话的技巧。跟官员沟通的时候,必须用合适的沟通方式。比如,不能耸人听闻地说目前的政策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而必须是建设性的、正面的评价和建议。

事实上,这也是为人处世的沟通技巧。他刚回清华大学任教时,常常步伐轻快,走在学院长长的走廊里,41岁的他有一张十分显年轻的脸,嘴角常常挂着微笑,他的同事说他像是初来乍到、刚刚留校不久的好学生。他也套用名人名言这样定位自己:“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他是媒体记者口中出了名的好说话的学者,常常不好意思拒绝记者。他很少和别人吵架。最近这些年,筹备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有时候,因为一些误解,不得不跟合作方拍桌子吵架。晚上,他会睡不着,白天吵架的一幕幕都压在心上。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左)为影响中国2016年度学者获得者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颁奖。

“我是一个学者”

李稻葵赢得了机会,也受到了非议。

2011年,北京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研究经济学的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怎么能够限制采购呢,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吗? ”

李稻葵写了一篇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长文,为政府的限购政策做了解释。他说,金融市场尽管最终有自我调节能力,但是,这种自我调节的过程可能太慢了,限购“不仅是防止泡沫吹得过大,更重要的是,防止在泡沫不断高涨的过程中,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

该文一出,引发了一番争议。很多人说他为政府说话。

时隔五年,李稻葵再次提起了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后续。“我不愿意说我是为政府说话。讨论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给对方戴帽子、怀疑对方的立场,更不能从怀疑立场来怀疑对方的理论。”

这是他回国后很不适应的一个状况。国内的学术讨论往往陷入极端,超出正常的讨论范畴。“讨论非常的功利化、政治化、社会化、舆论化,甚至娱乐化。这都超出了学术探讨已有的范围。”

有的经济学者会因为理论和现实间的差距而痛苦,李稻葵并不会。他说,自己不是死抱着理论、根据理论去批判现实的人。一旦遇到理论现实不符合,他愿意了解实际,并反思理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美国和香港时,他很少面对公众发声,更不会向政府建言献策。他习惯了和同行在学术研讨会上交流,严谨、经得起推敲。

回了国,受众变多了。一个道理讲给企业家听,跟他阐述清楚道理和企业决策间的关系即可。如果通过媒体讲给民众,民众还可能因为媒体的转述而误解,他必须事先考虑这些误解的可能性,改变自己的沟通方式。倘若这个道理讲给政府决策者听,对方并不关心他们过去的做法是对还是错,只关心眼下该怎么办。

微博刚刚流行的时候,他开通了实名微博,在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在评论里批评他,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李稻葵那时并没有预料到这点,每条评论都看。他在意每一条负面反馈。

回忆起此事,他已经可以轻松地开玩笑了。他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自己是学者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的美国政客。后者通过发声谋求关注度,他则不是,他只想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只要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会坚持。

个人攻击在所难免,他像幼年时一样,选择不看这些东西。“为什么知道东西多的人要去看知道东西不多的人的评论呢?如果我是专业的钢琴演奏者,我为什么要听外行人对我的评论呢?”

“正确和错误,没法投票决定;真理和民主,从来都是两码事。”李稻葵说。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他的微博在今年只进行过一次更新,是为了他任院长的苏世民书院的开学发了一条消息。

不过,他仍然在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将之称为学者的责任。比如,不久前,张维迎和林毅夫进行了一场公开学术探讨。不久后,李稻葵发文,发表了和他们二人都不一样的学术见解。

他觉得,学者既不想谋求职务,也不谋求财富,是相对最为洒脱的,最有条件进行客观、冷静、中立的探讨对话。“如果学者不站出来说话,重要的社会理念怎么能够澄清,百姓的认识怎么能提高,政府的决策怎么能合理并到位呢?”

李稻葵很忙,时间以分钟计。尤其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筹备期间,他常常要日夜不停地和美方沟通,消除对方的误解。

他最希望自己的时间能这样安排:上午安安静静、不被打扰地专心做自己的事情;下午处理行政和学术交往;晚上阅读。但这种理想式的安排常常被各种事务打破。

他身份众多,是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院长,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是中国政府的智囊。

当被问起他最喜欢哪个身份时,李稻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身份的共性是学者。

“政府找我咨询,我如果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理论站不住脚,政府也就不找我了。作为院长,如果我的课上不好,不能给学生带来长期有用的观点、方法,书院也就没必要找我。归根到底,我是一个学者。”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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