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次美国之行 胡乔木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可能就不同了
1989年3月，胡乔木（右）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作《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图片来源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1989年3月24日下午，受邀来美国访学的胡乔木携夫人谷羽、女儿胡木英乘机抵达洛杉矶。这是胡乔木第一次访美，也是中国退休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访问。
李政道之子、加州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部教授李中清前来接机。他们从特别通道离开了机场，避开了新闻记者。
这是李中清第一次见到胡乔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胡乔木瘦瘦的，个子不高，讲话比较害羞，看上去更像一个知识分子。
后来，胡乔木告诉李中清，在美访学的一个多月，是他一生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应为退休领导人提供出国访学机会”
1979年，复出的胡乔木应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了日本学士院建院100周年纪念活动。此前，他只访问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苏联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
获知胡乔木访日的消息后，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1980年上半年邀请胡乔木访美，胡乔木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胡乔木从1941年起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跟随毛泽东晚上工作养成的习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不久，他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访美一事被搁置起来。
这期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因力主中国建正负电子对撞机，与胡乔木夫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谷羽相熟，经常来胡乔木家里做客。谈话间，李政道常建议胡乔木夫妇访美。
1987年10月的十三大后，胡乔木退居二线。美国方面开始频繁提出邀请，但都没有成功。胡木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父亲不是活跃型的，比较文静，毕竟做文字工作时间长。
1987年前后，意大利共产党也曾邀请胡乔木访问。因为关于意大利“黑手党”的传闻，胡乔木担心要给中央添安保的麻烦，加之身体状况欠佳，就婉拒了。
李政道几乎每次来胡家，都会问起胡乔木的身体状况，以及何时能动身赴美。久而久之，胡乔木不好一推再推，算是答应下来。
李政道书面报告了美国政府，并与一些大学的校领导进行了沟通，各方均表示欢迎。
1987年10月2日，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都给胡乔木寄来了邀请函，胡乔木考虑1988年9月赴美，但由于身体原因仍然未能成行。
真正提上日程，是1988年11月初了。
一天，李中清接到父亲李政道的电话：“现在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李中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开始实行退休制度后，李政道在访问中国时向邓小平建议，为了把国内的当代科学建设好，应该为退休领导人提供出国访学的机会。他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联系，邀请胡乔木赴美访学，如果此行成功，之后可以再邀请邓小平等领导人。邓小平表示同意。
李中清说，父亲之所以把胡乔木的访学地点首先安排在加州理工学院，是考虑到他自己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等东部院校有浓厚的政治传统。而加州理工学院位于洛杉矶，离政治中心较远，以理工科为主，且与中国联系广泛，国内不少科学家出身于该校，当时华裔学生占到了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研究生的四分之一。这里比较容易做好安保工作，学生也不会太对抗。
接到父亲的电话后，李中清给时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汤姆斯·艾沃哈特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有个机会可以邀请到中国领导人前来访学，并说明，如果胡乔木来访，他的夫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谷羽也会随同来访。
院长与李中清会面后，同意邀请，并承担胡乔木的往返路费和在美费用。常务副校长巴克莱·坎姆还表示，愿意将自己位于学院内的别墅提供给胡乔木一行居住。
1988年11月中旬，李中清受汤姆斯·艾沃哈特之托，将他的邀请信面呈胡乔木，邀请胡乔木夫妇对加州理工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并进行一系列讲座，题目可定为中国共产党史、现代中国科学史、现代中国科学政策和中国核武器的发展。
加州理工学院只向胡乔木发邀请函，是考虑到谷羽是中科院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负责人，身份不对外公开，手续麻烦，以配偶身份陪同访美可以简化手续。
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函。供图/李中清
胡乔木接到邀请函后，报告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穷（胡乔木时任中顾委常委）。 薄一波、宋任穷阅后，批送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领导人批示：“同意并请征求常委意见。”政治局常委均圈阅同意。
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的侄女婿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的儿子当时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李中清邀请他们与家人参与接待，负责胡乔木一行的饮食起居安排。
整个邀请和安排的过程十分顺利，在1988年11月内就全部妥当。
胡木英记得，那段时间，李政道每次来她家做客都会通报一下与美方沟通的进展，还说会完全尊重胡乔木的意愿，“随意安排”。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肯尼思·科伯索尔）获悉胡乔木即将访美，也向胡乔木发出为期一周的访学邀请，并邀请谷羽去作关于“中国战略武器发展历史”的讲座。
准备讲演稿
决定赴美讲学后，胡乔木开始考虑学术讲演的题目和内容。
11月26日，胡乔木约请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周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座谈。
胡乔木说，他去美国讲演，初步预备讲两个题目。
第一是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这就要谈及历史背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7年，当时在经济领域首先面临的是财政经济集中统一的问题。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把当时的私人企业再保留一个时期？为什么不继续与资本家合作下去？“尽管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如果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来看，换成其他任何人，恐怕也没有什么新的高招。 ”
第二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后来出现了问题？胡乔木说，这实际是要分析，为什么会犯“左”倾错误。
他最后说，之所以要回顾、研究这一段历史，不单是为了讲学，因为他目前负责主持编写党史。这段历史中央已经作了决议，但要把历史上的每件事情都写清楚，恐怕要比写决议难得多。“从政治上讲可以‘宜粗不宜细’，但写历史是无法绕过去的。 ”
通常胡乔木的文章都是自己执笔，但这次他十分慎重，一反常例找别人起草。《红旗》杂志编辑郑宗汉回忆，一天，胡乔木的秘书打电话到《红旗》杂志，询问了他的学历、职务以及什么时候到《红旗》杂志工作的等问题，并派人去要走了他的作品。
隔日，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经济学家、《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苏星以及郑宗汉等人被召集到胡乔木家里。
胡乔木略事寒暄后说，他应邀访美讲学，中心题目是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他不想一般地说道理，打算从历史讲起，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作出的选择，不是毛泽东或哪个人的个人主张。
胡乔木说，1956年以后，党的领导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主观主义影响日益严重。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历史背景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和解放以后被封锁，使得中国政治领袖养成了一种特别的警惕性，有一种被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的危机感；思想背景是：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简单化的理解，这种简单化理解在国内战争时期因为没有遇到更复杂的问题未显示出来，在建设时期造成的障碍日益明显，而且这种简单化理解还发展了。
后来，这在定稿中被归纳为形成“左”倾错误的五个原因：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目标；1950~1970年代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其的过火反应；中国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欠缺。
胡乔木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因为他体力很差，请在座的人代为起草这两篇讲稿。
座谈后，几个人商量，因杨波、苏星等太忙，要郑宗汉执笔。郑宗汉以知识和能力不足请辞，回家后又给胡乔木的秘书打电话，请他向胡乔木转达自己的意愿，结果秘书说：“不转达了，你能行，我们了解。”
郑宗汉根据胡乔木的谈话和他列出的写作提纲，起草了《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长期犯“左”的错误》两篇讲演稿。
讲稿经胡乔木修改后印出，分送胡绳、邓力群、杨波、周太和、詹武、刘国光等人征求意见，胡乔木再反复修改成稿。胡木英说：“我爸一弄到写东西就特别较真，一个数字一个政策的前前后后一定要查到有根有据的东西才说。”之后，郑宗汉又按照胡乔木的要求对讲演稿进行了精简和口语化。
《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由《求是》杂志总编辑有林等根据胡乔木的谈话整理成稿，并征求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人员的意见。三篇讲稿送中央领导人和薄一波、宋任穷审阅后定稿。
赴美之前，胡乔木向李政道提出，在美国不做任何新闻报道，也不接触任何媒体记者。胡木英认为，胡乔木不善于应付媒体，他擅长执笔，但面对面的作答容易造成他精神紧张，而且媒体记者可能问出任何问题，而他又不能代表中央发表意见。此外，也考虑到，海外的一些评论认为他“左”，可能会问出一些不友好的问题。
在加州理工学院
1989年3月24日，胡乔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抵达加州理工学院。
每天，加州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部都会安排一两位教授为胡乔木授课。课程通常为一两个小时，内容为政治学、计量经济学、大学教育、能源和环保等方面的问题。
当时中国正在筹划设置个人所得税，加州理工学院专门安排了经济学家为胡乔木讲解西方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李中清讲了“清朝以来中国大规模弃婴问题”，著名能源专家梁佩璐与胡乔木讨论了能源和环保问题。
胡乔木对当代艺术很感兴趣，李中清安排他去附近的诺顿西蒙博物馆参观。胡乔木买了一些当代画家作品的复制品，后来挂在家里的墙上。李中清还在家中为胡乔木举办了简单的招待会，菜都是自己准备的。
3月29日和30日下午，胡乔木在一间50多平方米的教室里分别作了题为《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他指出，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到少年时期一样。
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谭国富是中国同学会的负责人，李中清事先请他和同学们沟通，可以提问，但是要礼貌。李中清担心，如果学生不友善，太对抗，万一胡乔木访学不成功，那邓小平就不会来了。
在加州理工学院，胡乔木分别与华裔教授和中国留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在胡木英的印象中，有关日本的问题交流较多。很多人认为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但国内却没有设立“抗战纪念馆”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样的纪念性场馆，而且中国在宣传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苗头反驳不力。
胡乔木表示，会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尽量做好。但有些问题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单方面能解决的，需要回去后商议再定。
4月4日上午，胡乔木一行前往被称为美国政府决策智囊的兰德公司进行学术交流。该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十余人参加了座谈。胡乔木就中国为什么犯“左”倾错误的问题再次作了讲演，并回答了专家们提出的问题。
胡木英印象中，座谈会中有位韩裔教授，对朝鲜问题很感兴趣。那时中韩尚未建交，但已有来往，韩国方面很想知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胡乔木做了原则性的回答。
学术交流后，兰德公司总裁里斯设晚宴招待胡乔木一行。
4月8日，胡乔木应邀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访问。当晚，李中清陪同胡乔木一行下榻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兰奇的别墅，以体验好莱坞的生活环境。
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
4月12日晚，胡乔木一行在底特律落地。
在位于底特律西69公里的密歇根大学，胡乔木与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及前美国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等举行了座谈。
4月18日中午，谷羽作学术讲演《我所了解的中国高技术发展》。胡乔木没去听，因为他要为自己的演讲作准备。
下午3点多，胡乔木作学术讲演《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
他说，中国领导层获得信息的渠道主要有：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地方党政机关经常的情况报告和工作建议，党政机关建立的全国范围的信息网络；重要的专门机构和咨询、研究系统的信息；专家和著名活动家的个人研究成果，群众来信来访所提供的信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每天传播的大量信息。
他说：“以上渠道获得的信息一部分要求迅速作出反应。领导人通常在有关书面材料上作出简要的批示。这无论过去、现在都是中国领导人重要的工作方法。但是除了比较简单或比较特殊的问题以外，批示并不表示已经作出决策。这通常是提示某些人员或部门注意解决哪些问题，或者要求提出处理建议和进一步的情况，或者对提出的建议表示意见。”
他还说：“领导层当然主要地不是在书面资料上进行工作。他们经常召开各种会议，邀请各方面人士谈话，会见外宾，从中获得各种信息和建议。中国领导人每年要用相当时间考察、访问全国许多地方，了解许多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倾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关于怎样讨论问题和建议，胡乔木介绍，大致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大量的在小范围形成的日常决策；一类是通过正式文件作出决策。他说，重要问题都要通过会议和法定程序集体决策，特别重大问题的决策，要在扩大范围内反复研究讨论决定。
在密歇根大学，出现了令胡乔木不快的一幕。
一批华人留学生要求见胡乔木，但这并不在行程之内。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不想做没结果的争论，没同意见面。
后来，在密歇根大学方面的要求下，胡乔木同意与部分教授会面。一些跟随教授而来的华人留学生就中国内政提出了挑衅性的尖锐问题，要求胡乔木答复。
胡木英记得，胡乔木对提问的一贯做法是，等所有问题提完后，总体介绍下国内情况，有选择地回答问题，不会一对一地回答。“尽管他们不太满意，但也只能如此，因为有约在先。没法跟他们就具体问题争论。”
40分钟后，已面露不悦的胡乔木以身体不适为由结束座谈离场。
4月18日晚，胡乔木举行告别晚宴，结束对密歇根大学的学术访问。
与政府官员会谈
4月19日中午，胡乔木一行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住进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华盛顿的活动由使馆安排。
当天下午5点多钟，胡乔木来到美国国务院，会见已内定担任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理查德·所罗门和刚通过任命的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就中美关系进行了交谈。
所罗门问胡乔木：美国应该做些什么事来发展中美关系？胡乔木援引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指出：应该在对华投资、高科技转让上抱更积极的态度，以免被别人抢了先机。
李洁明插话说：美国政府目前不得不考虑自身面对的三个难题：一是大量财政赤字，二是有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三是外贸巨额赤字。不过，在此情况下，美国还是打算积极发展美中关系。但技术转让方面，美中双方作价不同，美国又怕转让的技术被泄露到其他国家。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他作为大使要努力的任务。
在华盛顿，胡乔木一行参观了白宫、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美术馆、肯尼迪中心等，瞻仰了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在国会图书馆中国馆，胡乔木看到，他自己的著作收藏齐全。他还在威尔逊中心（冷战研究中心）作了《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的学术讲演。
4月21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定、李侃如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鲍大可设午宴招待胡乔木一行。哈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目前中国领导人能否重建权威，顶住各方压力，把经济增长速度压下来，然后才能进行企业改革、价格改革。鲍大可认为，中国只能沿着改革这条路前进，此外没有别的路。他说，他在中国各地旅行，感到在基层有巨大的活力。
4月24日下午，胡乔木一行乘火车前往纽约。当晚，李政道在家中设晚宴招待胡乔木一行。在纽约期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安排胡乔木一行参观了纽约交易所、世界贸易中心、联合国大厦等。
晚上，应胡木英的朋友邀约，他们听了跨东西方文化的华人作曲家周文中的音乐会。胡木英听不懂，但胡乔木听得很入神。
在胡木英印象中，他们的行程到了纽约后就相对轻松了一些。跟学者座谈时，基本没有人揪住具体事件发问，都是总体性的问题，如对毛泽东的看法、对文革的评价、改革开放要往何处发展等等。
胡木英想让父母好好放松下，特地通过一位美籍华人的旅行社安排了几个游览项目。她陪父母去逛长木公园，沿着一条长长的小溪走了两个钟头。她担心父母太累走不回去，但两位老人精神十足。
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她本来还让旅行社安排了去夏威夷的行程，但国内局势日益紧张，胡乔木取消了夏威夷之行，要求立即回国。5月5日，一行人飞回上海，两天后回京。
“补充外交”
回国后不久，《求是》杂志请求发表胡乔木在美国的两篇演讲《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和《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文章发表之前，胡乔木将讲稿送陈云审阅，陈云让秘书电话告知：在强调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点出“右”的危险。胡乔木按照陈云意见，在文中加了：“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
1989年10月5日，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接待了他访美归来的第一位美国客人——李侃如。双方都认为，在中美外交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应积极开展双方学术交流。李侃如说，他所担任顾问的凯特林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中美双边关系，在美国，这叫“补充外交”。胡乔木认为，“补充外交”是解决某些问题的好形式，有些不宜由政府间直接讨论的敏感问题，可由民间人士通过非正式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之后，胡乔木还会见了奥克森伯格、伍德尔科、李政道、李中清、梁佩露等美国朋友。
胡乔木告诉李中清，在8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跟他共事很久的老朋友因为不赞成跟美国继续发展关系，看到他转身就走，造成这种局面让他感到很伤心。
李中清认为，如果没有这次美国之行，胡乔木的态度可能就不同了。虽然计划中的邓小平访美未能成行，但这第一步还是很有意义的。
1989年10月之后，李中清再也没有见过胡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