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量的案件、数字被写入“两高”报告， 司法改革深化之年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也被较多提起。
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两高”报告：司改多线推进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我觉得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挺实在的，数字很多，案例也很多。”
2017年3月1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一名政协委员这样说。
当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政协委员列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除了大量的案件、数字被写入“两高”报告，司法改革深化之年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也被较多提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社会的关切、代表委员反复提的一些问题，被写进了“两高”报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文娅也认为，正是因为今年的报告比较实在，“敢于揭自己的疮疤，也给出了近期的目标，得以让代表委员们的接受度更高。”
院庭长办案有指标
翻阅今年的“两高”报告，会发现大量案件被作为例子提起。令计划、苏荣、白恩培等人的职务犯罪案、“百名红通人员”案等在2016年备受关注的与反腐相关的案件，都被写进了两高的报告。最高检的报告指出，2016年依法对王珉等21名原省部级干部立案侦查。
而快播案、e租宝案、徐玉玉电信诈骗案、赵连生暴力伤医案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的案件，也在两高报告中各有体现。
这里边最引人关注的，是聂树斌案所占的篇幅。两高报告均用了一个自然段来谈聂树斌案，以及冤假错案的平反。
周强用“让正义蒙羞，教训十分深刻”来形容冤假错案的发生。他说，必须坚决引以为戒，强化办案责任，健全制度机制，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曹建明用“沉痛教训”来形容过去检察环节自身把关不严的问题。他说，检察机关应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着力健全冤错案件发现报告、审查指导、监督纠正、赔偿问责等长效机制。
山西高院副院长王文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周强在说到“人民法院依法纠正一批重大冤错案件”的时候，她有点触动。她觉得，最高法实实在在地在找自己的问题，也把这个疮疤主动揭开了。
在“两高”报告中，司法改革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周强介绍说，目前，全国已经基本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全国法院产生入额法官11万名，85％以上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安徽省是全国司法改革的第二批试点，省内首批试点法院10家，首批入额法官459名，平均年龄45岁，平均办案经验15年。
汪利民说，入额法官一律到一线办案。去年底，安徽全省推开了员额制改革，共有4397名法官入额。
山西和安徽都对院庭长办案提出了数量要求。以王文娅和汪利民为例，他们均要完成省高院一线法官全年平均办案量的一半左右。汪利民介绍，自己已经被编入了审判团队，即将开始主审案件。而在过去，他一年的审案量是个位数。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高院院长黄克在审议“两高”报告时说，通过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大法官带头开庭，广西地区法院院长、庭长办理的案件占到了受理案件总数的36.9％。
内部权力下放，外部建“隔离墙”
周强在报告中说，全国的法院都正在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等基础性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根据最高法的相关文件，2016年9月，山西省高院制定出台《关于完善全省法院司法责任制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司法权力运行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
这份实施细则并未对外公布。王文娅介绍说，山西省高院多次开会研究这个实施细则，目前还在逐步完善。可以确定的是，正常情况下，无论领导、分管院长、庭长，都不得干预自己没有参与审理的案件。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果案件影响重大，可以提交到法院的法官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法官委员会是全国各法院内部成立的专业委员会，由院内的资深法官构成，按照他们的业务专长，可以分为民事委员会、刑事委员会等，也可以细分为劳资争议、侵权、合同等不同案件类型的委员会。
在整个过程中，每个细节都要全程留痕，方便监督。
将权力下放给了入额法官，此举激发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在最高法的工作报告中，列了这么一组数据：上海、广东、海南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同比分别增长21.9％、 22.3％和34.8％。
王文娅也发现，这一改革在太原中院运行良好。责任下放，法官反而会认真钻研，听取多方意见，研究各方证据，慎重做出决定。她说，原先的机制有好处，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但也有弊端，“都负责任，就都不负责任，因为责任可以分摊。”
另外，安徽省正在建立信息库，信息库中有大量的先例判决和规定。每个案件判决之前，司法辅助人员都会搜集过去的最高院的先例判决、国内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判决情况，合议庭应研究案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予以判断。
“尽量要做到同案同判。如果法官要做出跟指导性案例不同的判决，要有自己特别的理由。”汪利民说。
他认为，审判管理也对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很有效。一方面是进行全流程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案件的裁判文书要进行例行评查。另外，当事人的监督比任何监督都有效。
最高检也在报告中提到了司法责任制。曹建明说，他们紧扣“选人、授权、明责”三个环节，全面推开检察官员额制改革。通过考试和审查，已遴选出71476名员额制检察官。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原则，制定检察官权力清单，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独立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甄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市作为司法改革的第三批试点，于去年全面推行以司法责任制为龙头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工作。原先由检察长、处长审批的部分事项，现在下放给了检察官。
有人称此举为还权给检察官，也有人说这是检察官本来就应有的权力。“尽管提法不同，但做法上都减少了司法体系中类似行政审批的层级，达到了去行政化、突出了检察官作为办案主体的地位。”
甄贞说，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界定，什么权力是检察官行使的，什么权力应保留在检察长或检委会层面。他们制定了履职清单、权限清单、责任清单、亲历清单等，构建用权行权的完整制度体系，真正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法院内部已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机制，来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而在法院外部，通过人财物省级统管等措施，防止行政力量对司法的干预。
周强在报告中称，2017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决战之年，将面临更多难啃的“硬骨头”。他除了提到应继续推进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和单独职务序列、法官职业保障的改革之外，也提到人财物省级统管的问题。
以安徽为例，全省法院有一万多名在编人员，中基层法院院长由省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研究确定人选时征求省高院意见；中基层法院领导班子成员由省委组织部委托当地市委组织部管理，研究确定人选时征求省高院意见，省高院也可另外提出建议人选。
财务方面也类似。首批试点法院现在已实行省级财务统管，其他法院因安徽各地经济发展速度不等、司法保障水平有差异，目前按照中央要求暂缓统一管理，待相关试点成熟后再在全省推行。
山西和安徽的方法不同。编制内所有人的薪资预算，由省财政直接发放到地市和基层法院，地市和县不负担。以王文娅本人的工资来说，入额后的基本工资增加了50％。
不过目前，因全省刚刚开始全面推开司改，山西的薪资标准尚未落实。
汪利民说，他能明显感觉到，内部或外部人士的干预，已明显减少。
供需困境
在今年的两高报告中，从严治检、惩治司法腐败问题均被提及。
曹建明说，要“坚持从严治检不动摇”。周强说，“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司法腐败。”
2016年，检察系统内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474人，追究了121名领导干部失职失察责任。法院系统对769名履职不力的法院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干警220人。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13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656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86人。
据甄贞介绍，最高检每年或者每两年会派巡视组到各省巡视，实地调研，背靠背访谈，听取意见。一个检察院内三分之二的干警都会被巡视组约见，谈对班子成员、用人制度、落实上级部署和目前工作的意见。
另外，外界的监督也必不可少。周强提到，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检察机关以及社会的监督都必不可少。在接受社会监督的部分，他提到，应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及时发布司法信息，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作用，畅通民意沟通渠道。
对于包括干警在内的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问题，山西省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对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实行备案审查，一律上网公示，坚决杜绝‘有权人’‘有钱人’被判刑后减刑快等问题。”
王文娅说，这是一种预防机制，也是一种制约机制。“毕竟服刑人员有可能是体制内人的同事、上级、朋友。有了这个规定，我们遇到为难的情况时，也能跟那些关注此事的头头脑脑、三亲六戚、朋友们解释，大家也好接受。”
她说，减刑是对改造、认罪服法比较好的人的奖励措施，应当公平对待。既然同为服刑人员，就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能因为之前的职位、身价而不一样。“司法有了公正，才能有公信。”
另外，在“两高”报告中，都提到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共性的问题，是司法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存在不适应的问题，存在明显的供不应求。最高法的报告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一些法院办案压力巨大，有的法官常年超负荷工作，身心状况堪忧。
分析认为，在案件登记制实行，以及对办案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后，如何解决司法供不应求的问题，已经成为司法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制约。
两高的报告还提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最高法的报告提到，在推进司法改革中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纪律执行不到位问题，有的法院在员额制改革中搞平均主义或论资排辈，有的院庭长放权以后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
最高检的报告提到，法律监督还不到位，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民事、行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薄弱。★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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